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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寄语峰头双白鹤，野夫终不久龙场。

寄语峰头双白鹤，野夫终不久龙场。

[14] 钻哲点校：《陆九渊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四页。……意志兼有一种理性的特点，因为它是普遍的，也是‘必然的，既是‘本然，又是‘必然，既是‘自然，又是‘当然，与‘天地之德合而为一，因此可‘上下与天地同流。

这一点成为儒学的一条主线。二个方面，它具有实践性。[68] 原文发表在《周易研究》2022年第4期（总第一七四期）。总之，情感可以上下其说是情感理性之可能的理论根据。[36]相忘乎道术便是摆脱所有名物牵累，追求绝对精神自由。

他说：情感儒学即是情感理性儒学，它不是经验意义上的情感儒学，而是理性意义上的情感儒学。[31]诸子百家争鸣反映出来的是信仰自由。在一个以民众崛起、现代科学为标志的现代转型期，论证史学的可信性几乎是唯一的重塑文化自信、民族自信的途径。

章太炎对六经皆史的另一个现实关切在于，如果以六经为载体的文教是孔子所创，就等于承认孔子以前朴陋无文教，这对中国悠久的文明史无疑是一种切割。同一件事情不同的记载。史学必须始终被限制在经验范围之内，抽象的名理不能直接参与进来。六经皆史并不等于只有六经才能算得上是史。

1935年在给李源澄的信中直接提到经与史相比，到底哪个更重要。首先章太炎对于史学领域有明确的限定：期验之域，而名理却焉。

就清代而言，顾炎武的理学即经学和章学诚的六经皆史便是鲜明的例证其中第一个弟弟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为此，古圣先王设立了各种制度，以便听取人民的谏言，了解自己的施政得失。我看天下的愚夫愚妇，都能够战胜我。

也就是《论语》中的百姓足，君孰与不足？故厚下乃可安宅，此救剥之妙策也。而秦始皇压迫百姓，所以一旦倾覆、遇到危难，也没有人去拯救他。所以治国首先应该从经济上富民。这些才是真正的利人之道。

关于教育的目的和核心，《礼记·学记》中言，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即使人善良的方面不断增长，而使人的过失得以挽救。书中记载，禹的孙子、启的儿子太康，身居帝位却不务朝政，放纵情欲没有节制，百姓对他非常怨恨，但他却不知反省。

正如《礼记·乐记》中所言：君好之，则臣为之。关于文化上教民，《群书治要·管子》中曾言：得人之道，莫如利之。

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关于经济上富民，孔子的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以及庶之富之教之的经济发展三步曲论述说明，孔子从不否认人们对物质财富的正当追求，并认为一定的物质条件和经济水平是实施良好有效的道德教化的基础。我治理亿万民众，心情就像用腐朽的绳索驾驶六匹马拉的马车，怎么能够不谨慎恭敬呢？ 《尚书》中的这种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贯穿于整个中国历史。孟子也说：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要求臣民做到的，君王必须先做到。这样广开言路，才能洞察隐忧，做到兼听则明，不被蒙蔽。

古代四书五经等经典都是针对领导者的教诲。《群书治要·晏子》中记载，齐景公曾问晏子：明王之教民何若？晏子回答说：首先要明确教义和政令，并且自己率先履行。

太康的五个弟弟埋怨太康不理朝政而陷入困境，分别作了一首诗来劝诫太康。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管子也明确提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

有穷国的国王（即后羿）把太康拦在了黄河岸边，不让他回国。民是社会的基石，以民为本则民足，民足则社会的基石就稳固，社会的发展才有了保证。

予临兆民，廪乎若朽索之驭六马。由此可见：夫与人共其乐者，人必忧其忧。圮剥必然是从根基开始，下剥则上危。山本是高起于地面，却由于下不厚而颓下，附着于地，这是圮剥之象。

为人上者，奈何弗敬？意思是，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牢固了，国家才能够安宁。如果为官者认为需要教化的是百姓，自己却不能身体力行，结果势必会导致言教者讼，达不到教育的效果。

所以，教民要求领导者和教育者首先接受教育。《群书治要·潜夫论》中讲：治国之道，劝之使谏，宣之使言，然后君明察，而治情通矣。

《群书治要·后汉书三》中亦记载杨震之语：古代圣哲明王所以能明察事理、修政安民的原因，就在于广泛听取普通百姓的意见、全面细致地体察民情。因此，一个好的领导者应同时具备君亲师三个职能。

民为邦本是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集中体现，原写作民惟邦本，出自《尚书·五子之歌》。历史的发展验证了民为邦本历史规律。有一次他到洛水之南打猎，打了百余天都不回都城，国民怨声载道。山附于地就是孟子所谓的得乎丘民而为天子。

正如《群书治要·春秋左氏传》中所总结：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主要包括三个层次，即经济上富民，政治上重民，文化上教民。

《易·剥》：《象》曰：山附于地，剥。对于民怨，岂能只在乎已经显露的？应该在尚未显露时就有所谋划。

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进入专题： 民为邦本 。